第一百三十三章 不在场证明 (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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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人员插问：你晚上不回家，也不怕家心里急？
答：那不怕么。娃他爹想着我在娘家。我娘家想着我回去了。
到王墹时天差不多都快黑了，我问他衣服呢？他说明天再洗，都这一阵了咋到河里？过了一会外边来了三个男人，龙说都是给他干活的。我想：这人恁有钱也不知道把屋子拾掇拾掇。龙说你甭洗了，先做饭。
调查人员问：洗衣服是时候，你看到衣服上有什么东西吗？
答：灯暗，也看不来啥。他屋里没电灯，用的油灯，我还奇怪，这人钱多的三四个人雇呢，咋连电灯也不扯？衣服很脏，稠稠的一盆黑水。
问：后来呢？
答：后来……我睡下了么。
问：怎么睡的？
答：那三个男人上了楼，龙治民睡的炕，我在堂屋弄个草铺……
问：再没有了？
答：没了……第二天我一大早就走了。
问：衣服洗完了？
大：没有，我怕家里操心……
村干部：麦珍，你要有啥说啥，这可是个天大的案子，可不敢说虚话，要不然就是包庇罪犯哩！
答：……夜里……他想欺负我。
村干部：说嘛，给你保密哩。
答：没欺负成。半夜他爬过来，说再给我加5个元，我不依，和他撕扯，正撕扯楼上的人喊：“老龙，你做啥哩？我们下来啦？”结果他没有欺负成。二天天一亮我就跑了。临走我拈了几件衣服。我不是图那几件衣服，我是想给家里一个交待，说衣服就是工钱。
对侥幸逃生者的调查和被害者家属的访问，排除了此案另有同案犯和含有政治或迷信因素的可能性，作出了初步结论：作案者为龙犯一人；杀人动机为获取无价劳动力和谋财。
在对龙犯的一次审讯中，当审讯者一再追问龙犯除了573元，是否在别处另匿有赃款时，龙犯回答说：“不用再问了，就那573元。我杀人也不只是图钱财，我是为国家除害哩！”
“什么？”
“我有三不杀，”龙继续说，“一不杀科技人员，二不杀国家干部，三不杀职工、工人。我只杀残废人，只杀愚昧无知憨憨傻傻……”
语惊四座。
不论龙出此言原因何在，愚蠢可笑的自我开脱？戏谑之言？龙犯认为那三种不杀之人之外的人均属于社会无益的多余之人？但调查结果证明，被害者和侥幸逃生者除少部分智力低下和有某种残疾的人外，大部分都是智力健全，并且为乡村的强壮劳力，是农家顶门立户的人。
这就引发了一个疑问，也是省城和燕京来的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百思不得其解的疑问：龙犯为什么能轻易诱来包括死者和逃生者在内的如此众多的人？以龙犯本人的情况--形象猥琐，衣冠不整；以龙家家境--一贫如洗，污秽不堪，何以能诱得那么多强似他的人，甚至＝员、复员军人、乡村干部来给他家干活呢？
这与商州具体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以及由此形成的商境人（尤其是农民）的生活习性有一定关系。
商州乃贫困山区，交通不便，地力欠丰，古代多作谪官之所便可说明这点。20世纪70年代，“四人帮”沿袭古例，就曾将彭真同志“谪贬”到了这里。民国时期，商境的状况诚如志书所言：“军阀混战，政令不通，社会治安状况恶化，人民生活尤为清苦，农无存粮，形成农不敢食馒头，三餐只喝玉米糊糊，出现麦价廉而玉米贵的怪现象。
如遇灾荒，中人之家落为贫户，贫困之家沦为乞丐，甚至盗匪……”“……正如本地谚云：‘睡在炕上看星星（屋破），端上饭碗照影影（饭稀），半年糠菜半年粮，半年出外去逃荒’……”新中国成立以后，商洛人民的生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商洛的经济发展仍较为缓慢，远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属中央扶助救济的特贫地区。
所以，每逢灾年，青黄不接时节和冬闲时节，不少农民出走他乡，老幼乞讨，青壮年卖工，女人投亲靠友或给人当临时媳妇，一去不返的也多有人在。1975年，洛南县一县委书记曾从华山脚下的罗浮车站一次拦回18车外流人口！然而此数字又能占全县外流人口的百分之几？新时期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除了一些土地极为贫瘠的偏远山区，境内的农民基本上“食可裹腹”了，但仅仅是“食可裹腹”而已。
想到老头给我说过的这起案件，我不得不感叹一声，穷真的是一种病，没法治，如果不是人都穷疯了，龙治民也不会得手这么多次。使劲甩了甩头脑，将脑子里的想法抛之脑后，重新辨别了方向，走向大丰厂的办公大楼。
大楼里面的走动的行人寥寥无几，我按着昨天的路线找到了人事部，敲门进入后，发现里面仅有一个人在值班，说明来意后，人事部的值班员很爽快的给了我一份厂里的员工名单，大致的翻看了几页，里面的人员从厂长到看门保安都有，而且每人所在的岗位都有明确的说明，基本上是齐全的，为了不放心我还特意问了下，值班员回答说每次厂里有人员变动，都会立马登记，不会拖延。
拿着表本回到大丰厂的员工宿舍，孙建国等人此时正在楼下询问居民的情况，看楼下排队的情况似乎是挨个问话，我走过去问了下需不需要帮忙，孙建国很嫌弃的看了我眼：“你赶紧把你的那部分任务弄完就阿弥陀佛了，这边的事情我们几人来就够了。”
“好说，那我就先整理人员名单了。”
走到一旁的树根处盘坐下，我仔细翻看着手里的人员名单，因为楼孙村早已经不在，原先村里的人全都迁徙了户口，所以此时人员名单上登记的户籍并没有楼孙村的地址。
于是我只好先是从工位开始排查，为了弄清楚各个职位负责的工作以及化肥的生产过程，我唤来一个筒子楼的居民，仔细询问了厂区的工作分配。从他那里我得到了厂子的一些基本的工作分配和生产流程。
首先是仓库，里面放着生产花费所需要的各种原料，其次就是一号厂房，里面的人负责对原料进行粗加工，比如配料、搅拌等方面的工作。在经过对原料的粗加工后，半成品会通过管道运送到二号厂房，二号厂房的任务是将半成品进行深度加工，例如加入一些特殊的原料，让其进行化学反应，转化变成品，之后的成品会再次运输到三号厂房，进行定型风干处理，使其变成颗粒状的化肥，最后装袋运走。
因为对现场发现的灰色粉末鉴定结果尚未出来，我也不确定它们究竟是来自一号厂房还是二号厂房，于是抱着瞎猫碰上死耗子的心态，将现场发现的灰色粉末状物质描述了番，结果被我询问的居民还真知道，一口咬定说是来自一号厂房，并解释说，灰色的化肥只有一号厂房有，化肥在二号厂房已经变成了黑色，三号厂房也是黑色的，只有一号厂房的半成品才会是灰色的。
根据这一线索，我开始在名单上寻找起来，十多分钟过去，其中既住在筒子楼的，而且是在一号厂房上工的，同时满足这俩个条件的一共有三人，分别是四十五岁的兰凯，五十一岁的库玉涛，和二十七岁的苏福海。
如果按照之前推理的话，二十七岁的苏福海现在基本已经可以排除嫌疑，剩下的只有四十五岁的兰凯和五十一岁的库玉涛，现在没查户籍地址，还不确定他们原户籍地在什么位置，所以不好进一步作出排除。
将这一情况说给张斌听，他瞧了俩眼又将目光挪回到笔录上，往前翻到一页停下，指着其中一行对我说道：“诺，这是那俩人做的笔录，至于苏福海，还没轮到他做笔录，从他们刚刚说的来看，这俩人均有不在场证明，兰凯昨晚带孩子去医院打疫苗，而库玉涛则在四楼的一户人家里打牌。”
“俩个都有完整的不在场证明？那不活啊！”
看完笔录我忍不住惊讶的失声道，随后又问：“带孩子去医院的是啥时候回来的？打牌的是啥时候结束的？”
张斌摊手无奈的接着说道：“带孩子上医院的是一夜未归，都在医院照看孩子，今天早上才回来的，而打牌的是十二点才结束的，我询问过那几个和他打牌的，中途没有离场过，一直坐在牌桌上，甚至没有去过厕所。”
这事孙建国走过来问道情况如何，我只好将刚刚的发现报告给他，并说道：“副队长，是不是我们的思路又出问题了？”
“不好说，咱们的思路可能并没有出错，而是凶杀隐藏的太深，就像去年公交车坠河一案，我们所看到的所有线索都是凶杀有意暴露给我们的，用来误导我们的思路和侦案的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