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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显还没来得及感叹老司机的友谊，两位老司机就已经停车了。
交谈就省了，一上来就说好了地盘的划分：共分为三块。满楼招是最好的赢家占据了向东北方向沿伸的宽800米长一公里的黑龙峪山，但黑龙寨仍为公有之地，任何人不能以任何理阻碍任何人通行（听到满楼招如此表态，大伙都笑了，真出事条约顶屁用！），邵一更则占据黑龙峪山东侧的宽900米长2公里的人王坝，至于余显，邵一更和满楼招保证不会侵占西侧的猪耳顶，可这保证顶用就不会有那么多泄密了。
余显摊开地图发现自己的地盘最偏僻：想进猪耳顶最近的一条平路是从坞东村到龙庄峪再到黑龙峪，当然也有其它路线可惜都是山路且路途遥远。当然余显也可以一路向北占领城墙岭、白云山、扁石山，簸萝顶，那样的话倒是离济南不远，可余显费这大劲占了这么大地方除了多交税有什么用？这又不是策略游戏，占块地马上就能收税。
正思着就发现邵一更正儿八经的成立了一家“东山有限责任集团”邀请余显入伙，余显看着请帖想了想掏出五百块钱入伙。
结果刚余显刚作出个掏钱的动作就被邵一更按下：“小余既然你想入伙我邵胖给你个好机会。”余显惊了一下心想：“该不会让我拿出地契或者以地入伙吧。”
只见邵一更喝了口水——刚刚老司机开车太多，接着道：“你应该听说以技术入股或以物入股吧？”说着喝了口水，可还是透着眼镜盯着余显，余显用着上学就学会的“认真听讲”表情盯着邵一更看，心中却已经琢磨着怎么拒绝。满楼招从邵一更开始拉余显入伙就看着地图，一幅不关我事的态度，可余显看着他耳朵都竖起来了。
邵一更不缓不急的接着说道：“兄弟我这一个忙你可千万要帮我啊！”余显望着邵一更身后的一帮人琢磨着挂前能干掉几个。挂了后复活身上枪支基本上保不住，万幸复活点设在营房，估计复活后身上只有身服和钱了吧。
邵一更放下杯子直愣愣的看着余显心里毛毛的：“余显你安排我们去掏厕所吧！”余显正琢磨着复活后怎么办，陡然听到这句话没反应过来，下意识的问了一句：“你刚刚说什么？”
邵一更瞪着他说了一句：“我要厕所里的屎！”“咣当”满楼招回头走急了撞到桌角，捂着裤裆直喊痛也没人拉一把，余显楞了好久，大伙都目瞪口呆的看着邵一更这个胖子——口味好重！！
邵一更老脸红忙掩饰道：“明末清初佚名者所作《掘新坑悭鬼成财主》说清初的湖州乌程县义乡村，位在“山凹底下”。“那些种山田的，全靠人粪去栽培。又因离城穹远，没有水路通得粪船，只好在远近乡村田埂路上，拾些残粪。这粪倒比金子还值钱”。村中有一穆太公，颇有经济头脑，“想出一个较策来，道：‘我在城中走，见道旁都有粪坑。我们村中就没得，可知道把这些宝贝汁都狼藉了！我却如今想出个制度来，倒强似做别样生意’。随即去叫瓦匠，把门前三间屋掘成三个大坑，每一个坑都砌起小墙隔断，墙上又粉起来”；“又分外盖起一间屋，掘一个坑，专放妇人进去随喜”。盖好后，穆太公“忙到城中亲戚人家，讨了无数诗画斗方，贴在这粪屋壁上”。又请镇上塾师，为粪屋命名“齿爵堂”。装修毕，“恐众人不晓得”，央塾师书写海报百十张，大书“穆家喷香粪坑，奉迎远近君子下愿，本宅愿贴草纸”，四处粘贴。?
消息传出，“那乡间人最爱小便宜，……见有现成草纸，怎不动火？又且壁上花花绿绿，最惹人看。登一次新坑，就如看一次景致。莫讲别的，只那三间粪屋，粉得雪洞一般，比乡间人卧室还不同些”。于是“老老幼幼，尽来鉴赏新坑”。穆太公“每日五更起床，给放草纸，连吃饭也没工夫。到夜里便将粪屋锁上，恐怕人家偷粪换钱”。因有粪，“一时种田的庄户，都来他家趸买，每担是价银一钱。更有挑柴、运米、担油来兑换的。太公以买粪坑之后，倒成个富足人家”，号“新坑穆家”。后来村中有人与穆家作对，另建一坑“抢生意”，于是酿成人命案。”
邵一更又喝了口水，让大家缓缓神后接着说：“清代江南人民对人粪收集的重视，也给乾隆末年来华的外国人以深刻的印象。著名的马嘎尔尼使团的成员斯丹东爵士在其所撰的访华见闻录中写道：“中国人非常注意积肥。大批无力做其他劳动的老人、妇女和小孩，身后背一个筐，手里拿一个木耙，到街上、公路上和河岸两边，到处寻找可以做肥料的垃圾废物。……在中国农民家庭中，任何老弱残废的人都有用处，他们干不了别的劳动，但他们能积肥弄肥”；“除了家禽粪而外，中国人最重视人的尿粪……中国人耙这种粪便积起来，里面搀进坚硬壤土做成块，在太阳下晒干。这种粪块可以作为商品卖给农民”；同时，农民“在田地里或公路道边安放一些大缸，埋在地里，供来往行人大小便。在村庄附近或公路旁边有时搭一个厕所，里面安放粪缸。在缸里面随时把一些稻草放在上层，借以阻止蒸发消耗”。（《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这段外国观察者的目击记录，证实了酌元亭主人中所说并非子虚乌有。
从上述故事和记录可以看到：在清代江南，至卑至贱的人粪受到高度重视。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很简单：土地连续耕种将会导致肥力减退，古人早已从生产实践中认识到了这一点。宋末农书《种艺必用》说：“地久耕则耗。”陈旉《农书》说：“土敝则草木不长，气衰则生物不遂。凡田种三五年，其力已乏。”土地肥力减退，作物收成就要下降。清初人梁清远已注意到这一现象，说：“昔日人有记：嘉靖时，垦田一亩，收谷一石。万历间不能五斗。粪非不多，力非不勤，而所入不当昔之半。……乃今十年来，去万历时又不同矣，亩收二三耳，始信昔人言之果然也。”（《雕丘杂录》）嘉庆时，松江人钦善听到“八十以上老农之言曰：‘往昔胠苗，亩三石粟；近日胠苗，亩三斗谷。泽革内犹是，昔厚今薄，地气使然’”（《松问》）。要制止土地肥力下降，就必须施肥，以保持和增进土地肥力。因此清初学者张履祥说：“人畜之粪与灶灰脚泥，无用也，一入田地，便将化为布帛菽粟。”（《补农书》）”
余显跟着大伙听着点头，眼看就要被说服时，余显突然想到一个关键问题：他下令让大伙收粪要是传开了，“粪帮带”恶名跑了吧！中国民间大量办报是在戊戌变法时期，那时候中国形成了办报高潮，一共办了大约100多份报纸，其中有70多家是改良派或改革派的报纸。戊戌变法失败后，一些报纸被查封，但没过几年，进入20世纪，中国又掀起了一个民间办报的高潮。据统计，从1901年到1908年，全国各地创办的各类报刊达302种。1906年，仅上海就有66家报刊，出版刊物达239种。那个时候，少数民族地区也可以自由办报，藏文和蒙古文的第一份报纸也都是在慈禧时期诞生的。蒙古文的第一份报纸是《婴报》，1905年在昭乌达盟创办。藏汉两种文字的第一份报纸是《西藏白话报》，1907在拉萨创办。新疆的第一家报纸《伊犁白话报》是1910年慈禧死后出版的，用维蒙满汉4种文字出版。
慈禧太后七十大寿时，有一位叫林白水的记者，写了一幅对联刊登在《警钟日报》上，公开讥讽慈禧太后穷奢极欲丧权辱国，全国报纸竟然争相转载。对联曰：“今日幸西苑，明日幸颐和，何日再幸圆明园，四百兆骨髓全枯，只剩一人何有幸；五十失琉球，六十失台海，七十又失东三省！五万里版图弥蹙，每逢万寿必无疆！”
清末期间，对民间办报纸没有限制，一个人出资几个人凑钱或什么会社办都行。康有为的强学社就先后办了两份报纸。清政府更没有对媒体进行全面的控制和管理，那时也并没有搞一个什么部去控制媒体。报纸可以自由创办，办报纸几乎不存在任何门槛。办报采用的是注册制，不要求呈报登记，也毋需获得批准，外国人只要有一定的资金，在领事馆注册，报馆就成立。华人如果是自办报纸也似乎不需要任何法定手续。晚清上海是外国人在中国最早创办外文报刊的地方，也是中国外文报纸最集中的地方，早在1850年，就有《北华捷报》创刊。外文报纸以寓沪外侨为主要读者，同时也是外国了解中国的主要信息渠道。外文报纸时常对中国有尖锐的批评和攻击性言论，但未见清政府因此与各国或者租界有过交涉。清政府对外商办中文报纸没有提出过异议，也不禁止华人服务外商报馆。
余显也不觉得现在愈演愈烈的报纸会放过自己这个粪统带，以清末反应民众疾苦、抨击官员腐败无能和社会黑暗的办报潮流来说，没准那天余显就被某家不知名的小报社给黑了。
想清楚这些后，余显赶紧拒绝，可邵一更传来一张纸条，余显把刚到嘴的话噎了回去，二话不说就答应慢慢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