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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过了元旦不久，学校就放了寒假。这时我已有了七个月的身孕，行动很不方便，我没有自己的家，回西安只好住在妈妈那里。那时在家里爸爸妈妈什么也不让我干，我唯一的乐趣就是给张艺谋写信，盼他的回信。我不好意思对父母直说心曲，只是每天催着父亲去收发室拿报纸，因为取报纸的同时就能看到来信。有一次，我很长时间没接到张艺谋的信，心里直发毛，整天掐着指头算日子，越猜想，越不安，怀疑他病了，出事了，最后实在忍不住了，就借口户外活动对胎儿有好处，把父亲取报纸的钥匙要过来，每天几趟跑去开报箱，但每次都很失望。我几乎支撑不住了，不想吃饭，不想睡觉，父母也陪着我着急。有一天收发室分信件的人问我父亲：“肖老师，您知道不知道肖华是谁？”原来张艺谋把寄到我父亲单位的信，在封面上写了我的名字，收发室的同志不知道是谁差点要退回去。这真是人们常说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再精细的人也有疏忽的时候。
张艺谋在广西厂也很忙，厂里当时有个《凝视》摄制组（这部电影后来改了名），张艺谋为了早点工作，积极要求参加这个组，做摄影助理。这个组的导演是广西厂从北影借来的。张艺谋说那导演已快五十岁了，还没有独立拍过片子，北影僧多粥少总轮不到他，像他这样被窝了一辈子的人不在少数。
据说，那个导演由于长时间不能发挥自己的才能，精神上的创伤极深，越急越办不好事，说要在白桦树上找一个像眼睛一样的树疤，全组人一齐出动，折腾了一个下午，也没找到满意的。还有许多相类似的情况，造成了时间、财力上的浪费。广西厂领导痛心地说：“我们再不能花钱让别人练手，一定要培养自己的导演。”
张艺谋对此非常感慨，生怕自己也这样被耽误了。他说要被这样窝了十年八年，他也就完蛋了，他时时刻刻准备投入到工作中去。
没过多久，他毅然退出了这个摄制组，回到厂里和同学张军钊、肖风、何群一起四处游说，成立青年摄制组自己干。筹备的就是那部著名的影片《一个和八个》。
在离开《凝视》组返南宁的途中，他绕道回西安来看我。接到他的电报，我高兴极了，几乎是一分一秒地计算着时间。火车是晚上八点钟到，刚吃完饭我就坐不住了，借口说出去散步，就挤上了公共汽车。这时正值下班高峰，汽车里挤得满满的，我挺着大肚子也不在乎。
到了火车站，我才想起不知道他乘坐的车厢。张艺谋知道我行动不便，不想让我去接，所以电报上没写车厢号。我顺着火车从前往后找，每个窗口都注意看看。当我把全部车厢看完，还没见到他时，我急了。又折转身子从后向前找了遍，还是没有。我仍不甘心，眼睛一个劲地在人群中来回搜寻，直到车站上彻底没人了，我才失望地出了站，坐汽车回家。
一进大门，我就发现妈妈正站在大操场上往这边张望。见了我急切地问：“你是不是去火车站接张艺谋了？”我拼命地克制着自己，点了点头。
“哎呀呀！”妈妈着急地说，“张艺谋回来了，见你不在，我们分析你可能是去了火车站，他把东西一放，又去找你了。你看看，两个人找来找去，你在家里等着多好！”
“他回来了？”我一下子高兴起来，对妈妈说了声“我去找他，”就直奔汽车站而去。
我家在两个车站之间，不知道他去了哪个站，我没有犹豫，任意向前走。先到了一个车站，不见人，又转身向另一个车站跑去。老远我就望见了他，他也看见了我，飞跑过来，一把抓住我的手说：“谁让你跑出来接站呢？我一回来见你不在，听说可能去火车站了，只怕你出事。再等不到你，就又要去火车站了。你以后可再不能干这种冒险事了，太叫人担心……”
我顺从地点了点头，那一刻我只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张艺谋在家只住了几天就又回了广西。但这短短的几天，给我带来了幸福和充实，使我不再感到孤单和忧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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