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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向藩镇宣战】
作为一个被宦官拥立的天子，而且是一个与敬宗年龄相仿的天子，刚刚上台的李昂是很不被大唐臣民看好的。
因为，穆、敬二宗将娱乐进行到死的那副德性太让人印象深刻了，并且鉴于遗传力量的强大作用，人们完全有理由怀疑——这个叫李昂的年轻人十有八九也是个顽主。
都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可是这回，群众却看走了眼。
新天子非但不是顽主，而且还颇有明主的潜质——他一上台就狠烧了三把火，把臣民们烧得那叫一个目不暇接。
李昂先是一道诏命遣散了三千多名宫女，接着又把“五坊”中专供皇帝狩猎用的大部分鹰犬都放生了，随后又裁汰了教坊、翰林院和内苑总监中的一千两百多名冗员，最后把御马坊和马球场的占地，以及穆、敬二宗私藏的钱帛和田地等物全部划归朝廷的有关部门。此外，新天子还一改敬宗不理朝政的恶习，不但该上朝的时候准时上朝，而且在朝会上还孜孜不倦地向宰相和百官询问政务，以至经常忘了退朝的时间……
很显然，新天子登场后的这一系列做法，是想树立一种去奢从俭、励精求治的新政风，与贪玩好色和荒废朝政的穆、敬二宗划清界限。也就是说，他希望用大刀阔斧的实际行动，来改写李唐天子一蟹不如一蟹的历史宿命。
这样的开局无疑是令人振奋的。
看着朝气蓬勃的年轻天子，人们仿佛又看到了当年的宪宗皇帝。
于是，原本弥漫在朝野上下的悲观情绪顿时一扫而光。长安士民争相庆贺，相信太平日子很快就会到来，而帝国的明天也一定会更好。（《资治通鉴》卷二四三：“中外翕然相贺，以为太平可冀。”）
新年二月，朝廷大赦天下，改元“太和”。
新时代的大幕拉开了，人们都兴奋地期待着新天子的后续表现。
然而，事情并没有按照人们的希望发展。
除了刚开始的三把火，这位闪亮登场的新天子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李昂登基不过数月，宰相们就发现，这位新君虽不乏宪宗皇帝年轻时那种虚怀纳谏的雅量，但他却远远不具备宪宗那种说一不二、雷厉风行的作风。
这些日子以来，君臣们在朝会上为帝国的未来描绘了许多美妙的蓝图，也煞费苦心地制订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可往往是昨天刚刚研究出来的东西，还没来得及实行，第二天就被天子本人莫名其妙地推翻了。
当这种出尔反尔的现象屡屡发生之时，宰相们的积极性自然是备受打击。
太和元年（公元827年）四月，新任宰相韦处厚终于忍不住了，在延英殿上对天子发了一通牢，并愤然提出辞职。
天子赶紧赔笑脸，并且说了一大堆好话。
韦处厚很无奈，最后只好收回了辞职请求。虽然他心里仍有些不快，可其实他也知道，天子之所以屡屡出尔反尔，并不完全是主观性格使然，而是有着难言的苦衷。
准确地说，天子背后有一只无形的手，足以通过天子左右帝国大政。这是谁的手？答案很简单——权宦王守澄。
事实上，从文宗李昂即位的那一刻起，王守澄就已经毋庸置疑地成了帝国政治的幕后推手。不管什么事情，只要王守澄说不的，李昂就绝不敢说是。不管文宗君臣对帝国的未来作出了怎样的规划和设想，王守澄都拥有最终裁决权和一票否决权。
这是天子的无奈，更是帝国的悲哀。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宦官乱政”的现象由来已久，绝非一朝一夕所致。任何人试图挑战宦官集团的权威，都必须考虑自己的身家性命，并且还要掂量自己的分量和实力。对此，无论是位居宰辅的韦处厚，还是君临天下的李昂，都概莫能外。
当然，天子宰相和满朝文武都奈何宦官不得，不等于天下士人就会对这种反奴为主、太阿倒持的政治乱象始终保持沉默。
太和二年（公元828年）三月，在文宗李昂亲自主持的“贤良方正”科的策试中，一个叫刘蕡的考生就呈上了一份慷慨激昂的策论，对宦官乱政和藩镇割据的现象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终于替天下士人出了一口恶气，也替朝堂上的衮衮诸公说出了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刘蕡的策论文采斐然，切中时弊，而且把宦官和藩镇骂了个狗血喷头。上至天子，下至百官，所有看过卷子的人都觉得这个刘蕡实在是太有才了，骂得也实在是痛快！
可是，有才归有才，痛快归痛快，就是没人敢录取他。
因为没人敢得罪宦官。
包括天子李昂在内。
半个月后，朝廷张榜，同科应考的杜牧、裴休等二十二人皆被朝廷录取，且被授予官职，唯独刘蕡名落孙山。上榜的考生们义愤填膺地说：“刘蕡落第，我辈登科，岂不令人汗颜！”随即联名上疏，请求把他们的官职转授刘蕡。与此同时，京城的舆论也一片哗然，纷纷为刘蕡鸣冤叫屈。
然而，天子和朝廷始终未作任何表态。
最后，刘蕡默默收拾行囊，黯然离开了长安。据说，刘蕡后来辗转数道，先后做了几个节度使的幕僚，终其一生也未能正式入仕，到死都是个不入流的“吏”。
不过，话说回来，刘蕡的这种结局也未尝不是好事。
道理很简单——连天子本人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他一个小小的刘蕡就算入仕为官，不也是宦官砧板上的鱼肉吗？
这些年来，除了“宦官乱政”令人心焦之外，帝国的藩镇事务也是一笔让人无奈的糊涂账。
穆宗一朝，成德出了个王庭凑，卢龙出了个朱克融，魏博出了个史宪诚，武宁出了个王智兴。无一例外，全都是通过兵变上台的。穆宗李恒像是一个有心无力的救火队员，刚开始还东奔西突地扑了几下，后来发现再怎么努力也是白搭，索性闭上眼睛当鸵鸟，对藩镇一律采取妥协政策。
到了敬宗一朝，局面更是混乱不堪。先是昭义的刘从谏父死子继，朝廷承认他为留后，不久又任其为节度使。紧接着，幽州又发生兵变，乱兵杀了朱克融和他的长子朱延龄，拥立其次子朱延嗣接管军政。稍后，兵马使李载义又杀了朱延嗣和他一家三百多口，自立为留后。敬宗照例听之任之，于数月后任其为节度使。
差不多在此前后，横海（治所在今河北沧州市）节度使李全略死了，他的儿子、节度副使李同捷又擅自兼任留后。文宗登基后，李同捷随即送他的两个弟弟入朝为质，希望以此换取朝廷对他的任命。
对李昂来讲，这显然是他帝王生涯中的第一个考验。
如果承认李同捷，那无异于自动承认自己跟穆、敬二宗毫无二致，都是奉行鸵鸟政策的窝囊天子；如果拒绝承认，那就意味着一场战争。
刚刚即位的文宗李昂，敢下决心和藩镇开战吗？
他不敢。
可是，既想避免战争，又不甘心被藩镇牵着鼻子走，该怎么办？
文宗想来想去，最后只好采取折中的办法，把天平（治所郓州，今山东东平县）节度使乌重胤调往横海，再把李同捷调往兖海（治所兖州，今属山东）。
文宗本以为这样一来，既遂了李同捷当节度使的愿，又维护了朝廷的脸面，也算是个两全其美之策。
然而，接到调令的时候，李同捷却发出了一声冷笑。
在他看来，天子这一招叫做调虎离山。
老虎一旦离开自己的山头，被人扒皮的日子还会远吗？
这么简单的道理，李同捷不会不懂。于是他假托被将士留住，拒绝赴任。
文宗犯难了。
他意识到，眼下的河北诸藩早已被穆、敬二宗宠坏了，朝廷要么听之任之，要么断然宣战，二者必居其一，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怎么办？
是不畏强藩迎难而上，继承宪宗遗志，让昙花一现的中兴大业重放光芒，还是无所作为得过且过，步穆、敬二宗之后尘，关起门来做一个奉行鸵鸟政策的“太平”天子？
要论志向，打从江王时代起就熟读《贞观政要》、对太宗皇帝充满无限景仰的李昂绝不至于胸无大志。对于安史之乱以来的历史积弊，以及穆、敬年间的种种政治乱象，他也看得比任何人都清楚。所以，在内心深处，李昂的中兴李唐之志绝不在当年的宪宗李纯之下。
如今，李昂唯一缺少的，也许就只有行动的勇气了。
太和元年盛夏的那些日子，大明宫中燠热难当，李昂在辗转反侧中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最后，他终于做出了抉择——向藩镇宣战。
他要用行动向天下人证明，如今的大唐天子绝不是一个空怀梦想、志大才疏的人，他有信心、也有能力维护朝廷的纲纪和尊严，重塑李唐中央的权威。
这一年八月，文宗毅然下诏，革除了李同捷的所有官爵，命乌重胤、王智兴、史宪诚、李载义、李听等七道节度使发兵讨伐。
【志大“财”疏：文宗的软肋】
朝廷的宣战书一下，诸藩立刻产生了不同的反应。
武宁节度使王智兴表现得最积极，不仅亲率三万大军开赴战场，而且自备了五个月的军粮。当然，王智兴之所以如此自告奋勇，并不见得是出于对朝廷的忠心。首先，武宁地处江淮，与河北的利益联结不是很紧密；其次，王智兴也未尝不是想利用朝廷与河北的矛盾，趁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比较让人意外的是，历来同穿一条裤子的河北三镇，此次在对待横海的问题上，却采取了很不相同的立场。
横海虽然位于河北境内，但与卢龙、魏博、成德这三个造反专业户比起来，跟朝廷打架的经验要少得多，本身的实力也小很多。所以，朝廷一发出讨伐令，李同捷就赶紧给三位老大送了一大堆珍玩和美女，希望他们出手相助。
面对李同捷的贿赂和求援，三镇的反应各有微妙之处。
最先作出反应的是卢龙节度使李载义。当李同捷的侄子带着礼物来见他时，李载义想都不想就把他绑了，随后连人带东西一块献给了朝廷，做得相当绝情，一点面子也不给。
李载义之所以急于跟横海划清界限，原因自然也不是出于忠诚，而是出于心虚。
作为一个靠兵变上台的节度使，李载义很清楚，自己上位的合法性其实远比李同捷弱得多。人家至少还是父死子继的，而自己却是篡位夺权的。如今，朝廷居然派他这个篡位的去打那个世袭的，显然是给他一个表露忠心、塑造忠臣形象的机会。不管李载义心里怎么想，至少在表面上，他很有必要利用这个机会把自己洗洗白，以加强自己权力的合法性，巩固节度使的地位。
此外，被他杀掉的前任节度使朱延嗣是朱滔后人，虽然朱氏已被他灭门，但毕竟好几代人当过节度使，在卢龙将士中不乏拥趸，如果李载义不能趁这次机会取得朝廷的信任和支持，日后能否坐稳节度使的位子，实在很难说。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他都必须对横海摆出一个强硬的姿态。
相对于态度鲜明的李载义，魏博史宪诚的立场则是相当暧昧。
因为史宪诚被横海和朝廷夹在了中间——一方面，他跟李同捷的父亲李全略有姻亲关系，现在李同捷有难，不拉一把似乎说不过去；可另一方面，朝廷又把他也列入了讨伐李同捷的阵营，这既像是对他表示信任，又像是在试探他。
史宪诚颇感为难，只好采取骑墙策略，一边暗中给李同捷资助粮草，一边赶紧派人入朝，去摸朝廷的底。
魏博使者首先拜会了元老裴度。众所周知，自宪宗时代起，裴度就是朝廷处理藩镇事务的核心人物，所以，摸清他对魏博的看法，也就等于摸清了朝廷的底牌。
让魏博使者喜出望外的是，裴度对史宪诚非常信任，居然一再表态，说他相信史宪诚对朝廷绝无二心。
有道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这一回，裴度对史宪诚算是彻底看走眼了。
不过，明眼人还是有的。当魏博使者又赶到中书省，去拜见中书侍郎韦处厚时，却在这里碰了一鼻子灰。
韦处厚斜乜了使者一眼，慢条斯理地说：“听说，裴大人在皇上面前力保你家大帅，说愿用阖家百口的性命，为你家大帅担保。可惜，我韦某人跟裴大人看法不同。我只想睁大眼睛，看你家大帅的实际行动。回去告诉史大人，不管他干了什么，朝廷自有纲纪法度在，该赏则赏，该罚则罚，绝不含糊！”
使者忙不迭地跑回魏博，向史宪诚转述了韦处厚的话。
史宪诚听出了一身冷汗。
他知道，韦处厚深受天子信任，在如今的朝廷，其地位和作用绝不亚于裴度。所以，如果自己继续玩首鼠两端的把戏，搞不好就是给李同捷当陪葬。
意识到此，史宪诚不得不停止了对横海的资助，并于数月后出兵讨伐李同捷。
在河北三镇中，唯一支持横海的，只有成德的王庭凑。
因为王庭凑对朝廷很不满。
此次讨伐李同捷，朝廷给卢龙和魏博都派了任务，唯独把他成德漏掉了，这是无心之失吗？
显然不是。
这是因为朝廷不信任他。
王庭凑一想到这个就火大——奶奶的，那李载义和史宪诚还不是跟老子一样，也是靠兵变上台的，凭什么他们能扛着朝廷的旗号出征，我王庭凑就该被甩在一边？
当然，王庭凑这次力挺李同捷，并不仅仅是出于被朝廷冷落的那种醋意。
更重要的是——他感到了一种被朝廷打入另册的恐惧。
既然朝廷在河北三镇中最不信任他，那么一旦摆平李同捷，接下来要收拾的，岂不就是他王庭凑吗？！出于这样的危机感，王庭凑自然要跟李同捷结为盟友，共同对抗朝廷了。
太和元年秋，经过一番利益权衡，河北三镇各自选择了自己的阵营，两个投向朝廷，一个靠向了横海。
这年冬天，双方开打。
此时的文宗李昂当然不会想到，这场平藩之战虽然最终取得了胜利，但朝廷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这场战争前后打了将近两年。
第一年冬天，文宗失去了他最为倚重的平叛主将乌重胤。
第二年冬天，他又失去了最为信任的心腹宰相韦处厚。
当然，这一对文臣武将并非直接死于战争，而是因病去世的，但是对即位不久的文宗李昂来说，显然是个不小的打击。
左膀右臂的遽然离去，令文宗哀伤不已，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是让他落入了焦头烂额的窘境。
由于王庭凑公然支持李同捷对抗朝廷，所以文宗不得不在太和二年九月同时讨伐王庭凑，在横海与成德之间两线作战。
战争规模的进一步扩大，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军费开支的急剧增长。本来，花钱如流水的穆、敬二宗就没给李昂留下多少家底，如今，高速运转的战争机器又像是一头张着血盆巨口、并且永不餍足的巨兽，无情地吞噬着李唐天下的民脂民膏和捉襟见肘的帝国财赋……
看着迅速被耗干的国库，文宗李昂感到了深深的无奈和悲哀。
太和三年（公元829年）四月十九日，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终于进入了尾声。新任横海节度使李佑攻克横海重镇德州（今山东陵县）；同日，卢龙节度使李载义攻破了横海治所沧州外城。
眼见着大势已去，李同捷只好向朝廷投降，不久便被朝廷的宣慰使砍杀。
是月底，李同捷的首级传送京师，横海宣告平定。
文宗李昂无力地笑了。
与其说这是胜利的笑容，还不如说是近乎虚脱的、庆幸的笑容。
假如李同捷再坚持半年，先垮的肯定不是他，而是朝廷。
因为朝廷再也拿不出军费了。
虽然赢得十分惊险，但文宗毕竟为朝廷赢回了丧失已久的尊严。所以，他还是感到了一丝欣慰。
然而，李昂断然没有想到，就在李同捷败亡不久，魏博旋即又爆发了一场兵变。
就是这场兵变，将文宗朝廷历尽艰辛赢得的胜利果实毁于一旦。
平定横海后，为了彻底铲除后患，文宗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的行政和人事安排。命魏博节度使史宪诚转任河中（治所在今山西永济市），命义成节度使李听兼镇魏博；同时，把魏博辖下的相州（今河南安阳市）、卫州（今河南卫辉市）、澶州（今河南内黄县东南）三地划出去另设一道，并另行委派了节度使。
魏博的骄兵悍将眼看自己的藩镇即将被朝廷肢解，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史宪诚，希望他能在这紧要关头挺身而出，维护藩镇和地方将士的利益。
可结果却令他们大失所望。
史宪诚既然在讨伐横海时倒向了朝廷，现在当然要跟朝廷步调一致了。因此，他不但心甘情愿服从了朝廷的安排，而且还把魏博府库中的金银绸缎搬运一空，准备全部带往河中。魏博将士忍无可忍，于六月底发动兵变，杀死了史宪诚，拥立兵马使何进滔为留后。同日，毫不知情的节度使李听抵达魏州（魏博治所，今河北大名县），准备接管魏博。何进滔趁其不备发兵进攻。李听仓促应战，结果招致惨败，士卒死伤过半，余皆逃散，辎重和粮草全部落入何进滔之手。李听仅以身免，仓皇逃回滑台（义成治所，今河南滑县）。
消息传来，文宗李昂目瞪口呆。
国库早就已经见底，如果接着对魏博开战，朝廷拿什么充当军队的粮饷呢？
此时此刻，李昂终于明白了一件事：在这个世界上，最令人痛苦和无奈的事情不是志大才疏，而是——志大财疏。
太和三年八月初，文宗被迫任命何进滔为魏博节度使，而且把相、卫、澶三州归还给了魏博。八月二十五，文宗又下诏赦免了成德的王庭凑及其部众，恢复了他们的所有官爵。
轰轰烈烈的平藩之战，就此功败垂成。
与藩镇的第一次较量居然以这样的结局收场，对即位不久的李昂来讲，实在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他感到，燃烧在自己胸中多年的中兴壮志，仿佛一下子就熄灭了，并且化成一道青烟袅袅飘散。
李昂从此变得一蹶不振。
终其一生，他再也没有从这次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
即便后来有钱了，这个深感“志大才疏”的天子在平藩事务上也没有恢复早年的斗志和勇气，而是变得跟他的父兄如出一辙——成了一个彻底的妥协主义者。
对一个曾经胸怀大志的人来讲，这样的结果实在是充满了悲剧色彩。然而，当我们纵观文宗李昂十四年的帝王生涯，我们发现，和他此后要遭遇的一连串失败比起来，太和三年平藩之战的功败垂成实在算不上什么。
换句话说，李昂的悲剧人生才只是刚刚开始。
【牛李党争：半个世纪的政治风暴】
自从心腹宰相韦处厚遽然离世，李昂心里就有了一种空荡荡的感觉。平藩之战功败垂成后，他的无助之感愈发强烈。太和三年秋天，抑郁寡欢的李昂除了上朝之外，大多数时间都把自己关在御书房里，与一册册经书史籍为伴。
一个人默默读书，既是李昂从小养成的习惯，更是他自我疗伤的不二法门。
李昂从来不喜欢声色犬马。尤其是情绪不佳的时候，更是对种种歌舞伎乐、射猎宴游等娱乐活动敬而远之。
不仅如此，对于任何虚浮奢华之物，李昂似乎都有一种天生的反感和厌恶。
有一次，驸马韦处仁入宫来见他，头上戴着当时很流行也很昂贵的一种头巾，叫“夹罗巾”。文宗一看，马上面露不悦，说：“朕当初把公主许配给你，是因为看上你家门风清素。像这种头巾，就让那些贪慕虚荣的贵戚去戴好了，你最好别戴。”
事实表明，文宗李昂的确是个难得一见的清谨自律的皇帝。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即位之初所表现出的种种去奢从俭的作风，显然不宜被视为政治上的作秀，而应该是居于他与生俱来的性格。远的暂且不说，仅与他的父兄，一辈子纵情声色的穆、敬二宗比起来，文宗李昂的淡泊寡欲就是难能可贵的。
然而，要当一个好皇帝，仅凭“俭朴自律”四个字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想在忧患深重的中晚唐做一个振衰起敝的皇帝，就更需要各种素质和能力的配合。至少，坚定的意志和果决的行动力，绝对是一个身处逆境的皇帝不可或缺的。
遗憾的是，文宗李昂在这方面明显偏弱。
一个文弱的皇帝，要想在内忧外患的乱世之中有所作为，他能依靠什么？
唯一的答案只能是——依靠强势宰相的鼎力辅佐。
自从安史之乱以来，历任大唐天子在平藩事务上的得失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身边的宰相，或者说取决于他们起用了什么人当宰相。比如德宗年间之所以爆发“建中之乱”，奸相卢杞在其中就起了很大作用；而宪宗皇帝之所以能收获元和中兴的果实，除了他自身的决心和能力之外，应该说当时的几位宰相都是功不可没的。诸如李绛、裴度、武元衡等，都是满腹韬略、深谋远虑的人物。
对此，终日手不释卷、熟悉本朝历史的文宗李昂当然不会不知道。
可眼下，文宗却发现自己身边几乎没有一个像样的宰相。
韦处厚去世后，翰林学士路隋入相，可上位后碌碌无为，不像是能力挽狂澜的角色。如今，朝堂上硕果仅存的，就只有那个从德宗时代起便已入仕的六朝元老裴度了。
但是，此时的裴度已经六十七岁，年近古稀，纵然他内心仍保有壮士暮年、雄心未已的报国热情，可毕竟年纪不饶人。这几年来，裴度的身体已是每况愈下，脑力和精力都已严重衰退、今非昔比了。在此情况下，文宗和裴度几乎是不约而同地意识到，此时的朝廷必须赶紧起用几个年富力强的宰相，否则就算不耽误政事，也会让藩镇耻笑中央无人。
太和三年八月，裴度向文宗推荐了一个人。
此人时任浙西观察使。文宗仔细了解了他的背景和资历后，也觉得挺满意，随即召他回朝就任兵部侍郎，准备择日拜相。
此时的文宗和裴度当然不会料到，本朝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场政治风暴，就将由这个人引发，并最终席卷整个帝国政坛。
他，就是“牛李党争”的主角之一——李德裕。
李德裕，字文饶，出身于名门望族赵郡李氏。他的父亲，就是宪宗朝的宰相李吉甫。也许是由于出身显赫，所以李德裕从小就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非常看不起那些热衷于科举的士子，甚至对科举取士的制度怀有强烈的抵触情绪。
因此，从小到大，李德裕都没有参加科考。尽管他读书很用功，学业也很好，却连乡试都没参加过，颇有些恃才傲物、特立独行的做派，其情形就跟今天的某些年轻人一样，对应试教育颇有微词，对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高考制度尤为不屑，所以死也不参加。
不过，一个人试图挑战既定的社会规范，肯定要具备某种傲人的资本，否则不要说什么出人头地，能不能养活自己都是个问题。
当然，李德裕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他是官二代。
在唐朝，官二代不参加高考，大家都是很能理解的。因为唐朝的入仕之途有两条，一为科举，一为门荫。所谓“门荫”，说白了就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老爸拥有高官显爵，儿子自然就有官做。这是受当时法律保护的，不用像我们今天玩什么权力寻租的潜规则。
既然如此，身为当朝宰相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自然有资格对高考说不。
元和初年，李德裕在地方上当了几年低级官员，大约于元和十一年入朝，历任大理评事、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等职。穆宗初年，李德裕升任翰林学士，不久又兼任中书舍人。当时的禁中书诏多出自他的手笔，故与同任翰林的元稹、李绅并称一时才俊。
一开始，李德裕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凭着父亲早年的威望，加上自己的才学，年纪轻轻的李德裕就混得如鱼得水，距离父亲当年坐过的那个位子，似乎也并不遥远。
然而，到了长庆二年，随着李逢吉的复相，李德裕的仕途顺风船就触礁搁浅了。
早在元和年间，李逢吉与李吉甫的政见就多有抵牾。后来，李吉甫在宪宗支持下，把李逢吉贬出了朝廷，二人由此结下梁子。现在，李逢吉又回来了，当然要拿仇人的儿子开刀。李德裕旋即被逐出翰林院，先是调任御史中丞，后又贬为浙西观察使，从此远离政治中枢。
在浙西观察使任上，李德裕一待就是七八年，始终未获升迁。回想早年的春风得意，李德裕觉得当下的处境无异于坐牢。这些年来，李德裕几乎日夜都在引颈西望，无时不在等待那道宣他回朝的诏书。
而今，他终于熬到头了。
一接到诏书，如逢大赦的李德裕立刻踏上了回京之路。
离开浙西的那一天，尽管时节已近暮秋，可李德裕还是有一种冰雪消融、如沐春风的感觉。因为，凭着多年从政的经验，他已经从朝廷的诏书中读出了一丝特殊的意味。
准确地说，那是文宗将对他委以重任的暗示和期许。
李德裕相信，七年前与他擦肩而过的宰相之位，这一次肯定是非他莫属了。
然而，李德裕万万没想到，就在他披星戴月、马不停蹄地赶往长安的时候，有个人已经抢在他前面，一举扼杀了他入阁拜相的可能性。
这个人，就是“牛李党争”的另一个主角——李宗闵。
说起李宗闵，就必然要提到他的一位亲密战友，也就是“牛李党争”的第三位主角——牛僧孺。
当时，朝野上下无人不知，李宗闵和牛僧孺是李吉甫父子在政坛上的宿敌。
要说清他们之间的宿怨，还要从二十一年前讲起。
李宗闵和牛僧孺是一对典型的难兄难弟，两人于贞元末年同登进士榜。及第后，李宗闵授华州参军，牛僧孺授伊阙县尉。宪宗元和三年春，朝廷举行“贤良方正”制举考试，李宗闵和牛僧孺又同时入京赴考。而他们与李吉甫父子的宿怨，就缘于这次考试。
当时，李、牛二人年轻气盛，为了引起主考官和天子的重视，就在策试中放言抨击时弊，指陈朝政缺失。主考官杨于陵、韦贯之非常欣赏，便把他们列为甲等。宪宗皇帝看过试卷后，也甚为嘉许。
然而，李宗闵和牛僧孺等人的大胆言论却把当朝宰相李吉甫往死里得罪了。
在李吉甫看来，这几个考生抨击朝政就等于是在抨击他这个当朝宰辅，而天子和主考官对他们的录用和赏识，也无异于是在扇他李某人的耳光，这口气要是吞下去，日后他李吉甫如何号令百官？如何在朝堂上立足？
李吉甫愤然而起，立刻去找宪宗告状。
当然，他不会说这些人得罪了他，而是声称本次策试的复试主考官之一、翰林学士王涯是某位考生的亲舅舅，可王涯不但不避嫌，还录取了他的外甥，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本次科考有暗箱作、任人唯亲的嫌疑。
宪宗虽然多少能猜出几分李吉甫的真实用心，可他刚登基不久，事事需要倚重宰相，自然不愿为此跟宰相把关系搞僵。无奈之下，宪宗只好把主考官杨于陵、韦贯之、王涯等人全部贬谪。而李宗闵、牛僧孺等人也从此上了朝廷的黑名单，长期不得升迁。
因言获罪的李宗闵和牛僧孺虽然满腔怨愤，却无计可施，最后只能自谋出路，在各地藩镇漂流辗转，当了好几年的低级幕僚。
元和七年，李吉甫病殁，李宗闵和牛僧孺头上的紧箍咒总算是解开了，遂双双入朝担任监察御史，不久又同迁礼部员外郎。
元和十二年，李宗闵被裴度举荐，随他出征淮西；平定淮西后，因功擢任驾部郎中，并以本官兼知制诰（所谓“知制诰”，即参与禁中诏敕的策划和草拟，虽官秩不高，但位居要津，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天子决策）；穆宗即位后，又升任中书舍人。
与此同时，牛僧孺的仕途也是扶摇直上，历任库部郎中兼知制诰、御史中丞、户部侍郎等职。
眼看李宗闵和牛僧孺这几年不但咸鱼翻身，而且一路平步青云，大有入相之势，时任翰林学士的李德裕坐立难安，随即利用为天子侍讲的有利身份，不断对穆宗施加影响。长庆元年，李德裕终于抓住李宗闵的一个把柄，再度把他逐出朝廷，贬为剑州（今四川剑阁县）刺史。
李德裕如此不忘旧怨，挟私报复，顿时激起了李宗闵对他更为强烈的仇恨。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被远谪巴蜀的李宗闵每天面朝长安，心里反复念叨的只有这句话。
他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东山再起。
而到了那一天，他必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有道是风水轮流转。几年后，形势果然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死对头李德裕被宰相李逢吉贬到了浙西；另一方面，亲密战友牛僧孺又因李逢吉引荐而拜相。李宗闵就此时来运转，于穆宗末年回朝复任中书舍人；敬宗年间，升任礼部侍郎，后迁兵部侍郎；文宗即位后，又调任吏部侍郎。
从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到太和三年（公元829年），李吉甫、李德裕父子与李宗闵、牛僧孺就这样你来我往、乐此不疲地斗争着。在这漫长的二十一年里，他们之间的仇恨非但没有因时光的流逝而逐渐淡化，反而由于无休止的冤冤相报而愈演愈烈。对他们来说，朝廷授予的官职和权力与其说是供他们报效国家、造福社稷所用的，还不如说是供他们发泄私怨、打击对手的工具。
假如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能够认识到这种斗争的无聊和无益，从而多一丝宽容、少一分狭隘的话，那么这场绵延半个世纪、波及整个政坛的“牛李党争”，应该是可以避免的。可惜的是，不管是李德裕，还是李宗闵和牛僧孺，都没有人愿意放弃仇恨。
所以，随着他们三人地位和权力的提升，这场原本纯属私人恩怨的斗争，也就注定要发展成具有党派性质的大规模的“政治械斗”。
而太和三年秋天，就成了这场“牛李党争”从暗流涌动发展到公开对决、从个人斗争发展到党派斗争的重要节点……
听到李德裕即将回朝，并且很可能入相的消息后，李宗闵产生了极大的恐惧。
李宗闵很清楚，无论他们中的哪一个先行入相，对方势必会在第一时间被贬出朝廷。所以，他必须和时间赛跑，不惜一切代价抢在李德裕之前入相。
论资历，他和李德裕旗鼓相当，可要论人脉，他显然比李德裕深厚得多。因为李德裕这些年远在浙西，而李宗闵身为朝廷的吏部侍郎，无疑拥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
接下来的日子，李宗闵开始发挥自己的优势，通过关系层层转托，终于攀上了时任右枢密使的宦官杨承和。
众所周知，早在敬宗年间，这个杨承和就是“四贵”之一，与王守澄等人都是拥立文宗的功臣，由他出面力挺，李宗闵觉得自己胜算可以说是很大的。
虽然，依附宦官这种事历来为天下士人所不齿，也是李宗闵自己在二十一年前极力抨击的时弊之一，但是，此刻的李宗闵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为了报仇雪恨，为了扳倒李德裕，如今的李宗闵没有什么事是不能干的，更没有什么原则是不能放弃的。
在权宦杨承和的干预下，后来发生的一切就顺理成章了。
太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吏部侍郎李宗闵入相。
九月十五日，刚刚回到长安、才当了几天兵部侍郎的李德裕就被罢去朝职，外放为义成节度使。
太和四年（公元830年）正月十六日，因李宗闵举荐，武昌节度使牛僧孺回朝担任兵部尚书、同平章事，与李宗闵同朝为相，共执朝柄。
当年被李氏父子极力打压的这对难兄难弟，如今终于翻身做主，成了满朝文武马首是瞻的宰辅重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