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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宦官与文臣的博弈】
在宪宗朝廷讨伐王承宗的这场战争中，最吃力不讨好的人，当属卢龙节度使刘济。他不惜撕破脸面跟成德大动干戈，而且辛辛苦苦帮朝廷打下了好几座城池，结果人家王承宗一转身就跟朝廷握手言和了，朝廷也欣然“昭雪”了王承宗，无疑把刘济置于无比尴尬的境地。
老子拼死拼活，到头来居然两面不是人，这叫什么事儿？
刘济的愤怒无从发泄，只能憋在心里，于是憋着憋着就憋坏了。就在朝廷罢兵当月，怒火攻心的刘济就病倒了。
刘济一倒，卢龙的内乱就爆发了。
刘济有两个儿子，长子刘绲，次子刘总。刘济率军讨伐王承宗的时候，以长子刘绲为节度副使，留守幽州；以次子刘总为行营都知兵马使，驻守饶阳（今河北饶阳县）；刘济自己则率部驻扎瀛洲（今河北河间市）。
战争刚一结束，刘济就突患重病，只好暂时留在瀛洲。有一天，突然有人自称是从长安来的，向刘济透露了一个消息：“朝廷认为大帅逗留不进，未建尺寸之功，已经擢升副使刘绲为节度使，任命状和旌节马上就到了。”
刘济一听，气更是不打一处来。
还没等他把气喘匀了，第二天又有人来报，说颁授旌节的朝廷特使已经过了太原。
几天后，又有人飞奔来报，说特使已过代州（今山西代县）。
节度使人还没死，朝廷就搞这么多小动作，军营中顿时人心惶惶。
刘济在病榻上翻来覆去，思来想去，最后终于想明白了一个问题——这件事不可能是朝廷干的。
道理很简单，讨伐成德时，他刘济是所有藩镇中最卖力的，就算最后朝廷打了败仗，可他刘济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断然不至于被朝廷罢黜。所以，这件事的幕后主使不可能是别人，百分百就是留守幽州的长子、时任节度副使的刘绲。
刘济怒不可遏。
老子人还没死，你小子就迫不及待地要抢班夺权了？
因为认定是刘绲搞的鬼，所以刘济愤而砍杀了帐下数十个平时与刘绲交好的大将，随后命人去幽州把刘绲带来见他。
得知父亲病重，次子刘总赶紧从饶阳赶来伺候。七月十七日，由于悲愤交加，急怒攻心，刘济病势转剧，整个上午水米未进。到了中午，刘济顿觉饥渴难当。此时，次子刘总亲手为父亲端上了一碗水。
喝下这碗水后，刘济突然七窍流血，当场暴毙。
同日，心急如焚的刘绲刚刚赶到涿州，就被一帮人拦住了去路。他们以刘济的名义宣布了刘绲的罪状，旋即把他乱棍打死。
刘济和刘绲死后，有个人无声地笑了。
这个人就是刘总。
没错，所有事情都是他一手策划的。从散布副使继任的谣言，到亲自在水中下毒，再到假传命令打死兄长，都在他的计划之内。
做完这一切，刘总顺理成章地接管了卢龙的军政大权。
可怜的是刘济，直到死前还在恨自己的长子刘绲。
更可怜的是刘绲，直到死也不知道自己是为什么死的。
对于卢龙的这场内乱，朝廷的态度是装聋作哑。刘总是否造他老爹的反，朝廷并不关心。只要刘总不造朝廷的反，此时的宪宗朝廷就可以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讨伐王承宗之战无果而终，不仅让李唐朝廷丢尽了脸面，也让朝中那些本来就反对开战的大臣们感到痛心疾首。更让朝臣们义愤填膺的是，九月初二，吃了败仗的吐突承璀返回京师后，却仍被宪宗任命为左卫上将军、代理左军中尉。
宰相裴垍当即进谏：“承璀第一个倡议朝廷用兵，结果疲弊天下，却没取得半点功劳，陛下纵然念在旧情不加杀戮，岂能不将其贬黜以谢天下呢？”
言官们也纷纷提议，应该将吐突承璀斩首。
李绛亦奏：“陛下今日不责罚吐突承璀，他日复有败军之将，陛下将如何处置？如果诛杀，则是同罪而异罚，被杀之人绝对不服；如果赦免，那么人人只顾保命，谁还愿意在战场上奋死拼杀？愿陛下舍不忍加罪之心，行不可改易之典，使天下将帅有所惩劝！”
宪宗无奈，只好在两天后把吐突承璀贬为军器使（兵器总监）。朝野上下人心大快。
然而，吐突承璀表面上的职务虽然降了，可宪宗对他的宠幸依旧，他在朝中的实际影响力也丝毫未减。自德宗以来，当权宦官往往能暗中左右藩镇节度使的人选，所以凡是军队将领企图当上封疆大吏的，通常都会向权宦行贿，最后也总能达到目的。
作为宪宗最为宠幸的宦官，吐突承璀自然也不例外。
李绛对这种宦官弄权的现象极为不满，所以经常在宪宗面前揭露吐突承璀的种种专横不法之举。宪宗有一次听烦了，忽然变色：“你说得太过分了！”
李绛当即泣下，至为恳切地说：“陛下视臣为心腹股肱，如果臣畏惧权贵，明哲保身，知而不言，是臣辜负陛下；但若是臣据实而言，陛下却不愿意听，那就是陛下辜负了臣！”
在宪宗不算太长的一生中，最大的缺点之一就是重用宦官，在这一点上他比德宗好不了多少；但是，宪宗和德宗最大的区别，也是他身上最难能可贵的优点之一，就是听得进逆耳忠言。
此刻，当宪宗意识到李绛的良苦用心后，马上压下了心头的怒火，也用一种诚恳的态度说：“贤卿所言，都是别人不愿说、不敢说的，所以，朕才能听见原本听不到的。贤卿不愧为忠臣，以后有什么话尽管说，就像今天一样。”
李绛看吐突承璀不顺眼，吐突承璀当然也不会让李绛的日子好过。
元和六年（公元811年）正月，李绛忽然接到了一纸调令。准确地说，这是一纸升迁令——把他调离了翰林院，擢升为户部侍郎。
李绛苦笑。
他知道，这肯定是吐突承璀在背后对宪宗施加了影响。之所以把他调离翰林院，就是不让他整天跟皇帝待在一起；而之所以把他升为户部侍郎，则是有意把他放在火炉子上烤。
为什么说户部侍郎是火炉？
因为户部主管财政，而宪宗朝廷经过去年的战事之后元气大伤，亟须大量输血；尤其是宪宗本人，更是视财政增收为第一要务。所以，这个户部侍郎就必须生财有道，更要有替朝廷和宪宗大肆聚敛的本领。
李绛有这种本领吗？
没有。所以他惨了。
果然，李绛刚上任没多久，宪宗就找他谈话了，说：“按照惯例，户部侍郎除了打理国库，更要想办法向宫中的内库进奉‘羡余’（财政收入的盈余部分），可你上任以来从不进奉，这是为何？”
李绛回答得很坦率：“陛为天子，不应该以聚敛钱财为务。”
宪宗大感冤枉：“如今河南河北数十州，皆国家政令所不及；河、湟地区（今甘肃及青海东部）数千里，长期沦陷于吐蕃之手。朕日夜都想洗雪祖宗的耻辱，可财力不足，不得不尽力储蓄。倘若不是为了这个，朕宫中的用度极为节俭，存那么多钱干什么？”
宪宗说得没错，他确实不是一个铺张浪费的皇帝，他存钱的目的也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个人享受。李绛想了想，觉得自己有点错怪天子了，连忙正色道：“一般的地方官员，向百姓横征暴敛，以此换取朝廷的恩宠，尚且为天下人所不齿，何况臣掌管户部，更应该以身作则。户部所管理的，都是陛下的财物，无论收入还是支出，一律登记在册，怎么可能有盈余？如果只是把国库里的东西移到内库就算是盈余，那这跟挖东墙补西墙有什么差别？这种欺君之事，臣不敢做。”
宪宗闻言，对李绛的正直很是欣赏，从此对他更加器重。
吐突承璀处心积虑要李绛的好看，结果却弄巧成拙，反而给李绛提供了更多的表现机会，这实在是让吐突承璀懊恼不已。
当然，他不会就此罢休的。
随后的日子，吐突承璀一直在耐心地寻找机会，无论如何都要整垮李绛。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元和六年十一月，吐突承璀还没来得及整垮李绛，自己就东窗事发了。
吐突承璀有一个手下叫刘希光，时任弓箭库使。此人暗中收受一个羽林大将军的贿款二万缗，企图为其谋求藩镇节度使的职位，不料被人告发，经有关部门查实后，宪宗立刻将刘希光赐死。
刘希光虽然死了，但这个案子没完，因为还有很大的疑点——一个小小的弓箭库使，有什么能耐替人谋求节度使的职位？
案情明摆着——刘希光背后肯定有人。
谁？
傻瓜也知道，躲在幕后大搞腐败的那只黑手就是吐突承璀。
有关部门经过调查，很快就挖出主犯吐突承璀，然后就把这起案件的完整卷宗送到了宪宗手上。
看着这份证据确凿的结案报告，宪宗无语了。几天后，宪宗断然下诏，把他最宠幸的宦官吐突承璀逐出了朝廷，贬为淮南监军。
宪宗为自己的“大义灭亲”很是自豪了一把，随即对李绛说：“朕把吐突承璀赶走了，这件事办得怎么样？”
还用问吗？这事办得太漂亮了！李绛大有神清气爽之感，赶紧说：“朝臣们都没想到陛下会如此果断！”
宪宗毫不掩饰他的自得之色，说：“这小子不过是个家奴罢了，以前因为他当差的时间久，所以对他特别包容；但是一旦犯法，朕拿掉他，就跟拿掉一根羽毛一样！”
宦官吐突承璀与文臣李绛的这场博弈，最终以吐突承璀的出局而告一段落。
尽管这个吐突承璀并未就此落败，短短三年后就将重返帝国的政治舞台，但此刻的李绛毕竟少了一个实力强劲的对手。换句话说，没有了吐突承璀的掣肘和排挤，李绛的生存空间就显得敞亮多了，其仕途发展自然也要比过去顺畅。
元和六年十二月末，吐突承璀被贬一个月后，长期参与决策却无宰相之名的李绛终于被宪宗擢升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成了实至名归的帝国宰相。
在此之前，裴垍已因中风离开相位，目前与李绛同朝为相的人有两个，一个是原太常卿权德舆，去年九月以礼部尚书衔入相；另一个是原淮南节度使李吉甫，今年年初以中书侍郎衔入相。
权德舆是个老好人，凡事模棱两可，没什么鲜明的政治立场，更谈不上什么政治能量。相形之下，李吉甫就要比他强势得多。所以李绛拜相之前，朝堂政务基本上是李吉甫一个人说了算。但是，随着李绛的入相，李吉甫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因为李绛不是权德舆。说白了，李绛本来就不是那种随时俯仰的人，他连皇帝都敢顶撞，又怎么可能去迎合李吉甫呢？
自从李绛拜相后，他和李吉甫就经常当着宪宗的面死磕。
每当二人同时上殿奏事，精明的李吉甫总是“逢迎上意”，顺着宪宗的口气说话，而耿直的李绛则是该反对的反对，该驳斥的驳斥，不止一次把李吉甫搞得面红耳赤、下不来台，“由是二人有隙”。（《资治通鉴》卷二三八）
元和六年的这个冬天，宦官与文臣的博弈刚刚落下帷幕，宰相之间的激烈比拼就开场了……
【两个宰相的斗法】
元和七年（公元812年）春，李吉甫和李绛的矛盾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
李吉甫不久前刚刚提拔了一个叫元义方的人担任京兆尹，可新年还没过，李绛就把元义方贬出了京师，外放为鄜坊（今属陕西）观察使。
官场上的人都懂得，李绛这么做，当然是冲着李吉甫去的。不过，说李绛此举纯粹是为了打击政敌，倒也未必尽然。
因为，这个被贬的元义方确实不是什么好鸟。
此人很早就依附了宦官吐突承璀，深得吐突承璀的欢心，这些年凭着巴结谄媚的功夫在政坛上步步高升。李吉甫知道吐突承璀在宪宗心目中的分量，就把元义方擢升为京兆尹，借此向吐突承璀献媚示好。
李绛对这帮结党营私的政客深恶痛绝，所以去年十二月底刚刚拜相，今年正月十一就拿元义方开刀了。
元义方突然遭贬，当然是愤愤不平，于是就趁入宫向宪宗辞行的机会，狠狠地告了李绛一状，说：“李绛以权谋私，把他的同年（同榜进士）许季同提拔为京兆少尹，却把臣驱逐到了鄜坊。由此可见，李绛此人专擅威福，臣深恐陛下被他蒙蔽。”
宪宗瞥了元义方一眼，淡淡地说：“朕了解李绛，他不是这样的人。不过你既然如此怀疑，朕明日不妨问问他。”
元义方的指控当场被天子驳回，不免有些惭悚，只好灰溜溜地告辞出宫。不过，他还是心存一丝侥幸——既然天子说要问一问，那就证明天子对李绛的信任并不纯粹；既然不纯粹，那就证明自己还有机会。
次日，宪宗召见李绛，用一种若无其事的口吻问：“人对同年都有情谊么？”
李绛一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于是不慌不忙地答道：“所谓‘同年’，只不过是九州四海的人偶然同登科第，或者登第后才相识，哪里谈得上什么情谊！陛下不以臣愚昧，让臣备位宰相，而宰相的职责就在于量才录用，如果真有才干，就算是兄弟子侄也要大胆起用，何况‘同年’！倘若为了避嫌而舍弃人才，那是明哲保身，不是出于公益。”
宪宗深以为然，说：“很好，朕就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于是当天就催促元义方离京赴任。
元义方被贬是一个信号，表明在两个宰相的斗法中，李吉甫已经渐落下风了。
李吉甫充满了危机感，随后越发想要讨好宪宗，可遗憾的是这么做只能适得其反。
三月的一天，宪宗在延英殿与宰相讨论政事，李吉甫赶紧粉饰了一番太平，然后不失时机地说：“如今天下已经太平，陛下应该及时享受帝王之乐。”
李绛当场发出几声冷笑，说：“眼下，河南河北五十余州，都是国家政令推行不到的地方；吐蕃人的势力已经逼近泾（今甘肃泾川县）、陇（今陕西陇县）一线，烽火从未平息。还有，各地的水旱灾害不断发生，国家仓廪空虚。所有这一切无不表明，这正是陛下应该宵衣旰食的时候，岂能说天下太平，还敢说什么及时行乐？”
宪宗当即首肯：“贤卿所言，正合朕意。”
李吉甫被呛得满脸通红，却又不能发作，只好闷头不语。
片刻后，宪宗又问他们，德宗贞元年间政事治理得不好的原因是什么。李吉甫自认对这个问题相当有把握，连忙抢着说：“德宗自以为圣智，不信任宰相，导致奸臣有机可乘，因而作威作福，其政治之所以败坏，原因在此。”
李吉甫说完，用一种得意的目光挑衅似的扫了李绛一眼，觉得自己这回绝对可以扳回一分了。
没想到他话音刚落，宪宗马上摇头说：“这也未必全是德宗的过错。朕年幼时曾在德宗左右，发现政治上有重大缺失时，当时的宰相也并未再三劝谏，都是恋栈禄位、苟且偷安，今天怎么能把过失都归于德宗？你们应以此为鉴，朕但凡有错，就应当坚持你们的意见，提出警告，不要担心触怒朕而不敢说话。”
李吉甫大感委屈，说：“人臣不该勉强君王接受自己的意见，尽量做到君悦臣安不是更好吗？”
李绛立刻把他顶了回去：“身为人臣，应该犯颜直谏，指出君王执政的得失。倘若闭口不言，使君王蒙受恶名，岂能算是忠臣！”
宪宗一听，再次频频点头：“李绛的话对。”
一番君臣问对下来，李吉甫已经连丢两分，把他急得满头是汗。
为了扳回败局，李吉甫不等宪宗提问了，而是主动出击，转移话题，说：“自古以来，赏与罚是天子手中的两大权柄，不可偏废。自从陛下即位以来，对臣民的恩德已经非常深厚，但是缺少严刑峻法，以致朝廷内外的官员松懈怠惰，希望陛下采取严厉的措施，使他们重新振作！”
宪宗闻言，未置可否，转而问李绛：“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绛说：“王者之政，崇尚的是道德教育，不是严刑峻法，为何不效法汉之文、景，而追随秦始皇父子呢？”
宪宗再次报以赞赏的眼色，就说了一个字：“然。”
李吉甫顿时一阵眩晕，心里连连叫苦。
三个回合，李绛连得三分，而李吉甫却三场皆败，得了个鸭蛋。
那天退出延英殿，回到中书省后，李吉甫失魂落魄，瘫软在床，不停地长吁短叹，一副大难将至的模样。（《资治通鉴》卷二三八：“吉甫至中书，卧不视事，长吁而已。”）
接下来的日子，宪宗日渐冷落李吉甫，越发信任李绛。要是李绛时隔多日没有进谏，宪宗就会神色紧张地问他：“是朕不能容纳直言呢，还是最近无事可谏了？”
从宪宗对待李吉甫和李绛的不同态度，我们不难看出，单纯从虚心纳谏、择善而从这个角度来看，宪宗李纯可以说是个清醒而有自制力的皇帝。至少在中晚唐的十来个皇帝里面，他应该称得上是鹤立鸡群、出类拔萃的。
也许正因为此，宪宗李纯才能在元和五年那次短暂的挫折之后，迅速调整策略，不断地付出努力，从而在几年后成功平定两河诸藩，缔造出一个令人瞩目的“元和中兴”。也唯其如此，大唐帝国才会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黑暗后，终于在九世纪初绽放出一抹令人欣慰的亮色。
元和五年的短暂失败并未让宪宗变得一蹶不振，也没有把他变成第二个德宗。
在暂时沉寂的两年中，他其实一直在积蓄力量，等待新的机会。
元和七年七月，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精神失常，任意杀戮，导致军政废乱，其妻元氏召集诸将废掉了田季安，立年仅十一岁的儿子田怀谏为副使，接管军政；随后又任命深得人心的大将田兴为都知兵马使，辅佐田怀谏。
八月十二日，田季安病死的消息传到长安，宪宗意识到新的机会出现了，立刻命左龙武大将军薛平为郑滑（治所滑州，今河南滑县）节度使，准备借此控制魏博，同时召集宰相讨论魏博问题。
李吉甫料定宪宗意在用兵，遂力主兴兵讨伐。
李绛却认为魏博不必讨伐，会自动归顺朝廷。
李吉甫随即陈述了一大堆不能不用兵的理由。宪宗听完，终于很罕见地赞同李吉甫，说：“朕的意思也是这样。”
李吉甫大为庆幸。可他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李绛提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方案。事后来看，就是因为宪宗实施了这个方案，才渐次拉开了“元和中兴”的历史大幕。
李绛说：“臣观察两河藩镇，其驭将之策历来是分散兵权，使诸将势均力敌，相互制约；再加上一边有丰厚的赏赐，一边有严苛的刑罚，所以诸将互相猜忌，谁也不敢轻举妄动。然而，这个策略要想发挥作用，必须有一个执法严明、手腕强硬的主帅，局面方可控制，而如今，田怀谏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儿，军府大权必定人人觊觎，诸将权力不均，必起内讧。其往日分兵之策，恰成今日祸乱之源。田氏若非遭人屠戮，亦必为人所囚，何须朝廷出兵？再者，部将弑主自代，最为诸藩所恶，自代之将若不依附朝廷以求存，必为相邻诸藩碾为齑粉。故臣以为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自归。陛下只需严令诸道秣马厉兵，同时以爵禄厚赏自代之将，两河藩镇闻之，定恐其麾下之将争相效法，因此唯有归顺朝廷一途。这才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上策。”
很显然，李绛是打算用离间计分化两河藩镇。
宪宗茅塞顿开，决定依计而行。
李吉甫又一次被李绛抢了风头，自然极度不甘，几天后又屡劝宪宗对魏博用兵，并声称开战所需的军费和粮草皆已齐备，就等皇帝一声令下了。
宪宗动心了，于是征求李绛的意见。李绛说：“几年前朝廷大张旗鼓地讨伐成德，结果却丧师费财，劳而无功，成了天下人的笑柄。如今元气未复，人人厌战，若再度出兵，恐怕不仅不会成功，反而可能生出新的祸乱。更何况，不必对魏博用兵的道理，臣已经剖析得很明白了，希望陛下不要再起疑虑。”
宪宗闻言，终于一脸兴奋地拍案而起：“朕决定了，不对魏博用兵！”
李绛说：“陛下虽然这么说，可臣担心还有人会蛊惑圣听。”
宪宗厉声道：“朕意已决，谁能蛊惑？”
李绛当即拜贺：“若能如此，诚乃社稷之福。”
后来的事实证明，李绛的计策非常成功——魏博果然爆发了内讧，并很快就归顺了朝廷。
这诚然是社稷之福。只可惜，这并非李绛之福。
因为，随着魏博的归顺，李绛的宰相生涯也就到头了。
【魏博归顺·李绛罢相】
不出李绛所料，田怀谏终究是个十一岁的孩子，所以刚刚坐上节度使的位子，军政大权就落入了家奴蒋士则之手。蒋士则小人得志，全凭个人好恶，肆意任免将领，终于触犯了众怒。九月的一天，魏博数千将士忽然哗变，杀了蒋士则及数十个党羽，然后找到都知兵马使田兴，全部跪倒在他面前，一意要拥立他为留后。
田兴这个人，跟两河诸藩的骄兵悍将有很大的不同，史称他“有勇力，颇读书，性恭逊”。（《资治通鉴》卷二三八）也就是说，田兴不是那种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武夫，而更像是个有勇有谋、智虑深远的儒将。
这样的人，当然有他自己的处世原则，也不会在从天而降的利禄面前一下子迷失本性。他知道，节度使这个位子不是那么好坐的。尤其是两河藩镇，这几十年来遵循的都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世袭制，如今他一个外人夺了这个宝座，就等于坏了这个老规矩，河南河北的其他藩镇会作何感想？
此外，虽然如今各个藩镇弑上夺权、拥兵自立的情况很普遍，但朝廷都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予以承认的；换言之，如果朝廷觉得有必要，或者条件允许的话，还是有可能会发兵讨伐。因此，如果他在将士的逼迫下上了这条“贼船”，就必须做好与朝廷刀兵相见的准备。而这一点并不符合田兴的个人意愿。也就是说，田兴内心对李唐朝廷依然怀有相当程度的忠诚，并不想在纯粹利益的驱动下走上这条“乱臣贼子”的不归之路。
所以，尽管将士们极力拥戴，可田兴却一直不肯点头。
达不到目的，将士们当然也不肯散去。
僵持许久之后，田兴知道自己要是再不答应，很可能马上会有杀身之祸，于是只好勉强同意。但与此同时，田兴也跟将士们约法三章：一、不能杀田怀谏；二、遵奉朝廷法令；三、向朝廷奉上魏博的典册图籍，请朝廷任命各级官吏。
将士们同声承诺。田兴这才命人把田怀谏迁出了节度使府，然后接管了军政大权。
十月初，魏博将士拥立田兴的消息传到朝廷，同时，魏博当地的监军宦官也把田兴的归顺之意向朝廷作了奏报。宪宗大喜过望，立刻召见宰相，对李绛说：“魏博的情况跟你的预判丝毫不差！”
李吉甫在一旁醋意大起，赶紧抢着说：“应立即派遣中使（宦官）前往宣慰，以观其变。”
“不可！”李绛斩钉截铁地说，“如今田兴向朝廷奉上了土地和军民，坐等朝廷任命，如果不乘这个机会推诚安抚，结以大恩，而是派人取回当地将士要求节度使旌节的奏表，然后朝廷才加以任命，这对于田兴来说，恩德就不是来自朝廷，而是来自将士，其感激之心必然不如现在直接任命来得大。所以臣建议，立刻授予田兴节度使旌节，机会一失，悔之无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