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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一代名相狄仁杰】
狄仁杰，字怀英，并州太原人，生于官宦之家。从童年时代起，狄仁杰身上就有一种特立独行，不畏权贵的勇气。有一次他家的门人被害，县衙里的官吏前来调查案情，府里的老老少少都忙不迭地前去接受问话，惟独狄仁杰拿着一本书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县吏一看这小子那么有个性，心里老大不爽，就上去命他接受问话。狄仁杰啪的一声合上书本，没好气地说：“我跟书中的圣贤对话都惟恐不及，哪有空理你们这些俗吏！你凭什么凶我？”
这是史书记载的有关狄仁杰生平的第一个故事。未来神探狄仁杰在史书中刚一亮相就与命案有关，也算是一个有趣的巧合。作为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清官和神探，狄仁杰的探案故事通过千百年来的公案、话本、戏剧、小说，乃至当代影视而广为传播，几乎已经到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程度。到了二十世纪，狄仁杰更因荷兰汉学家高罗佩所创作的《大唐狄公案》而享誉西方，被西方读者惊呼为“东方的福尔摩斯”。
那么，真实的狄仁杰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他是否被后世的这些虚构作品过度神化了呢？
答案是：不。
历史上的狄仁杰确确实实是个神探。高宗仪凤年间（公元676～679年），狄仁杰担任大理丞，“周岁断滞狱一万七千人，无冤诉者”（《旧唐书·狄仁杰传》）。一年之内勘断的积压案件所涉及之人犯就达一万七千人，而且事后还没一个喊冤的，这当然是不折不扣的神探了！
作为神探，最重要的素质就是智谋。在小说和影视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狄公身上那种超越常人的机敏和睿智。而历史上真实的狄仁杰，其智谋比起虚构的人物似乎也不遑多让。长寿元年（公元692年），狄仁杰与魏元忠等人一起被来俊臣诬陷入狱。当时朝廷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人犯如果一被讯问就承认谋反，可以免于死刑。所以当来俊臣审问狄仁杰时，狄仁杰立刻就说：“大周革命，万物惟新，唐朝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意思就是说，既然大周已经代唐而兴，我身为李唐旧臣，当然只有死路一条，你说我谋反我就谋反吧！来俊臣一看这家伙这么老实，也就放松了警惕。随后就没人来找狄仁杰麻烦了，酷吏们只等着判决下来，到时候执行就是了。
可来俊臣绝对没有想到，狄仁杰是在跟他玩心眼。
由于当时已是初春，天气逐日转暖，于是狄仁杰就跟狱吏讨了一副笔砚，然后撕下被单上的一角布帛，写明了自己的冤情，最后又拆开身上的棉衣，把帛书藏在衣服的棉絮内，交给狱吏说：“天太热了，烦请把衣服交给我家人，让他们拆掉里头的棉絮，再送回来给我穿。”
狱吏拿起那件棉衣左看右看，也看不出什么毛病，于是就转交给了狄仁杰的儿子。他儿子狄光远也很聪明，知道父亲肯定要传达什么信息，于是拆开棉衣仔细检查，果然发现了那封帛书，随即以告密为由求见武皇，把帛书当面呈上。
武曌看过后，立刻召见狄仁杰，问：“你既然没有谋反，又何必承认？”
狄仁杰说：“我要不承认，早就被他们打死了。”
武曌想想也是，随后就赦免了狄仁杰、魏元忠等人，把狄仁杰贬为彭泽县令，魏元忠贬为涪陵县令。狄仁杰就此躲过一劫。
狄仁杰之所以能够青史留名，被后人千古传颂，除了通达权变、智谋过人、断案如神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他对民间疾苦的关怀和对下层百姓的体恤。在武周前期那种视人命如草芥的年代里，他是少数几个真正能够坚守道德原则，珍爱百姓生命的官员之一。
狄仁杰一生仕途浮沉，辗转四方，历任各地的县令、刺史、都督。每到一地，他几乎都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并留下一段脍炙人口的佳话。早年担任宁州刺史时，当地百姓就感怀他的仁政，为他树起了一块德政碑。曾有朝廷御史巡视地方，入宁州境内时，当地父老“歌刺史德美者盈路”。御史不禁感叹：“入其境，其政可知也。”（《旧唐书·狄仁杰传》）回朝后更是大力推荐。狄仁杰随即被征召入朝，擢为冬官（工部）侍郎。
垂拱四年（公元688年），狄仁杰随宰相张光辅讨伐越王李贞，平叛之后，朝廷命狄仁杰就任豫州刺史。张光辅进入豫州后，大肆屠杀降众，并逼迫狄仁杰以州府财物赏赐将士，遭狄仁杰严词拒绝。张光辅勃然大怒：“一个小小的州将，胆敢不听元帅命令？”狄仁杰也愤然而起，对张光辅说：“乱河南的，原本只有一个李贞。如今一个李贞死了，没想到却有一万个李贞活了！”张光辅大声质问他什么意思。狄仁杰面不改色地说：“张公统率数十万大军对付一个乱臣，豫州百姓争相出城迎降，可官兵入城后却大肆屠杀，令无罪之人肝脑涂地，这难道不是一万个李贞活了？你放纵邀功之人，诛杀归降之众，我担心冤声沸腾，上彻于天。要是我手里有一把尚方宝剑，现在就砍断你的脖子，我虽死如归！”张光辅气得咬牙切齿，却又无言以对。
过后，豫州百姓被株连者又达六七百人，朝廷使者屡屡催促狄仁杰将他们诛杀。狄仁杰有心拯救他们，所以一再推迟刑期。但是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狄仁杰思虑再三，最后向武皇呈上了一道密奏，说：“这些人都是被牵连的，并无大罪。臣本打算公开上奏，却有替罪人求情之嫌；可要是不奏，又担心不能贯彻陛恤百姓之旨。所以这道奏书写了撕，撕了又写，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恳请陛下能赦免他们。”狄仁杰这道奏书有两点非常聪明：一、以密奏的形式呈上，不会让武曌难堪；二、给武曌戴了一顶“体恤百姓”的高帽，让她不做好事都不行。后来，武曌果然赦免了这些人的死罪，改为流放丰州。这些人经过宁州时，当地百姓纷纷出来慰问他们，说：“是我们狄公救了你们啊！”于是众人相携至当初的德政碑前，因感念狄公的恩德放声大哭，然后又设斋三日为狄仁杰祈福。到达流放地后，这些死里逃生的人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狄仁杰立碑颂德。
万岁通天二年（公元697年），契丹叛军攻陷冀州，河北震动。朝廷命狄仁杰出任魏州刺史，抵御契丹南下。狄仁杰赴任后，发现前任刺史把城外的百姓通通驱赶入城，让他们修筑防御工事。狄仁杰很不以为然，当即把百姓全都放回田里，对前任说：“贼人还很远，何必这么紧张？就算贼人来了，我自能应付，没百姓什么事。”及至叛军退却后，当地百姓马上又为狄仁杰立了一块感恩碑。
狄仁杰一生中被百姓立了多少块碑，恐怕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
然而古往今来，像狄仁杰这样的好官实在是太稀有了。老百姓碰上这种官，是八辈子修来的福分，形同中了福利彩票；碰不上，实属正常现象，没什么好委屈的。几千年来，老百姓碰上贪官、恶官、昏官的概率，绝对要比碰上好官和清官的概率高得多。在这一点上，今天和古代似乎也差别不大。所以时至今日，“清官情结”才会依然盘桓在老百姓的心里，千百年来挥之不去。
神功元年（公元697年），在宰相娄师德的暗中举荐下，政声卓着的狄仁杰终于在幽州都督任上被征召入朝，担任鸾台（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这一年，狄仁杰六十八岁。
这是他第二次出任宰相。第一次拜相是在天授二年（公元691年），可短短三个月后就被来俊臣诬陷入狱，旋即贬为彭泽县令。此刻狄仁杰再度以宰相身份重返帝国朝堂，两鬓已然多出了一层岁月的风霜，但是匡复社稷，重振朝纲之志，却依然在他的胸中翻涌沸腾。
当然，身为武周宰相，狄仁杰要下手整肃的自然是武周的朝纲；但是作为李唐旧臣，狄仁杰真正要匡复的却必将是李唐的社稷。
这将是狄仁杰余生中最重要的使命。
而他首先需要做的，就是阻止武家子弟的夺嫡。
这些年来，武承嗣一刻也没有放弃过夺嫡的梦想。为了讨武皇欢心，长寿二年（公元693年），武承嗣率五千人上表请愿，为武皇进献尊号，称“金轮圣神皇帝”；第二年，武承嗣再接再励，又搞了一场声势更大的请愿活动，率领二万六千余人为武皇再献尊号，称“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帽子一顶比一顶更大，媚态一次比一次更足，可让武承嗣极度郁闷的是，武皇把这些高帽都笑纳了，却绝口不提立储之事。这情形就像贪官收了你的巨额贿款，却一转身就把这事给忘了，这不是活活把人气死吗？
眼见武皇春秋已高，而自己也一年比一年老了，武承嗣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圣历元年（公元698年）春，他终于卯足了劲儿对储君之位发起了新一轮攻势。
武承嗣收买了许多武皇身边的人，天天跟武皇吹风：“自古以来的天子，从没有立异姓人为储君的。”言下之意，只有武家兄弟才是太子的不二人选。
然而，武皇听完后只是笑笑，始终不肯表态。
对武曌来说，“立储悖论”始终是她无法突破的困境。又或许在她看来，引而不发，悬而不决才是人君掌控权力的最高境界。换言之，只有把人人垂涎的香饽饽始终捂在手心里，她才能永远握有主动权。
可无论如何，这香饽饽迟早有一天是要给出去的。
这件事可以拖延，可以逃避，却不能当它不存在。
所以，一天不确立储君，武曌的心里其实和别人一样——一天也不得安宁。
就在这个时候，狄仁杰上场了。他对武曌说：“文皇帝（太宗李世民）栉风沐雨，亲冒锋矢，以定天下，传之子孙；大帝（高宗李治）以二子托付陛下。陛下如今却想把江山传给外族，这难道不是违背天意吗？况且，姑侄和母子哪一样更亲呢？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倘若立侄，则从没听说过侄儿做天子后，把姑母供奉在太庙里的。”
其实，狄仁杰的这套说辞和当初的李昭德如出一辙，并没有什么新意。但有些时候，把同样的道理不厌其烦地反复宣讲，却不见得是多余的。再者说，狄仁杰的人格魅力也和李昭德不同。我们在平常生活中经常会碰见这种事情，同一句话从不同的人嘴里说出来，感觉就是不一样，甲说的我们听不进去，偏偏乙一说我们就觉得十分顺耳。眼下的女皇武曌也是，狄仁杰在她心目中的份量非他人可比，他的话自然也更有力量。所以狄仁杰一开口，武曌事实上已经听进了大半，可她嘴上还是不愿示弱：“此乃朕之家事，贤卿不必心。”
狄仁杰寸步不让：“王者以四海为家，四海之内，哪一样不是陛下家事！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本来一体，况且臣备位宰相，岂能不这份心？”话说到这，狄仁杰索性亮出底牌，请求武皇召回流放房州的庐陵王李哲，以安天下人心。
随后，老臣王及善等人也都和狄仁杰统一口径，屡屡对武皇发出劝谏。武曌更是心烦意乱，内心的天平开始朝儿子这边倾斜。正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某一天晚上，武曌忽然做了一个怪梦，次日便召见狄仁杰，非常困惑地说：“朕梦见一只巨大的鹦鹉在空中飞翔，后来却两翅皆折，再也飞不起来，这是何故？”
狄仁杰一听，心中窃喜，表面上却一本正经地答道：“武（鹉）者，陛下之姓；两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则两翼振矣！”
武曌脸上不动声色，可心里却若有所悟。
人老了就容易迷信，容易受神秘事物影响。对于这个怪诞的梦境，除了狄仁杰的解释，武曌自己实在找不到更好的解释了。所以，就是从这一刻开始，武曌彻底打消了立武家子弟为储君的念头。（《资治通鉴》卷二○六）
然而，不立侄子是一回事，什么时候立子，要立哪个儿子又是另一回事。武皇时年已经七十四岁，万一没来得及立储就驾鹤西去，那帝国的政局可就危险了。
其实，担心武皇身后事的人绝不仅仅只有狄仁杰这样的正直朝臣，就连武曌的枕边新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也极为忧虑。当然，他们担心的不是政局，而是他们自身的命运——万一老太婆哪天两腿一蹬，咱哥俩要靠什么混饭吃呢？
二张的这层恐惧被一个人看得清清楚楚。
他就是当初一举把来俊臣送上断头台的酷吏吉顼。
这几年，吉顼已经成功转型，不再当那种没前途的酷吏了。他一方面和张氏兄弟打得火热，所以总能通过他们及时摸清武皇的心态，另一方面，他又密切关注着政局的发展和演变。经过一段时间的缜密观察，吉顼得出结论——未来的天下必定复归李唐。所以，要想确保日后的荣华富贵，就必须拥立庐陵王复位，籍此捞取政治资本。
兹事体大，吉顼当然没有资格说三道四，因此便把目光锁定二张，决定通过他们向武皇施加影响。某日，吉顼用一种闲话家常的口吻对二张说：“你们兄弟享有如此的富贵和恩宠，一不靠功业，二不靠品德，天下对你们侧目切齿的多了去了。如果不立大功于天下，何以自保呢？在下真是替二位担忧啊！”
吉顼一番话，准确命中二张的伤心处。二张哭丧着脸求他指一条明路。吉顼不慌不忙地说：“天下士庶未忘唐德，咸复思庐陵王。主上春秋高，大业须有所付；武氏诸王非所属意。公何不从容劝主上立庐陵王，以系苍生之望！如此，岂徒免祸，亦可以长保富贵矣。”（《资治通鉴》卷二○六）
二张一听，顿如茫茫黑夜里看见了一盏明灯，旋即依计而行，天天在武皇耳边吹风。武曌料定这两个绣花枕头不可能有这种政治头脑，这主意一定是吉顼教他们的，随即召见吉顼。吉顼好不容易得到了表态的机会，立刻施展他的滔滔辩才，反复为武皇分析利害，终于彻底打消了武曌残存的疑虑。
至此，女皇武曌总算打破了困扰她许久的“立储悖论”，决定把储君之位传给儿子。
帝国的未来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走向。
令人感觉吊诡的是，在这件事上，转型酷吏吉顼和一代名相狄仁杰居然同样立下了赫赫功勋。
当然，二者的出发点是截然不同的——狄仁杰纯粹出于公心，吉顼仅仅是出于私利。
圣历元年（公元698年）三月，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一驾长途跋涉的马车悄悄驶进了洛阳，然后穿过人潮拥挤的天门大街，径直驶进了皇宫。
车上坐着庐陵王李哲的一家人。
从嗣圣元年（公元684年）被赶下皇位贬出东都算起，到这一天归来为止，李哲与洛阳已经阔别了整整十四年之久。
人生有多少个十四年？
李哲不知道。
他只知道，被流放的那一年他还是个血气方刚英俊挺拔的年轻人，而现在已经是一个满面风霜身体发胖的中年男了。在历尽沧桑的十四年后，重返洛阳的李哲真是充满了一种劫后余生，恍如隔世之感。看着洛阳城内熟悉而陌生的一草一木，望着太初宫华丽而森严的九重宫阙，李哲的眼角不由自主地淌下了两行清泪。
然而在感慨之余，李哲也感到了一种莫名的不安和困惑。
因为母亲武曌是以“庐陵王有疾，应回洛阳疗疾”为由把他暗中召回来的。
母亲这么做，到底意味着什么？
在这扇缓缓打开的宫门背后，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
李哲的内心一片茫然。
【莲花似六郎：男宠的崛起】
庐陵王李哲突然归来，受打击最大的人无疑就是武承嗣了。
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处心积虑地折腾了这么多年，换来的居然是这样一种结果！
武承嗣从此万念俱灰，一蹶不振。
在愤恨与失落的双重煎熬中度过了几个月后，武承嗣终于在这一年八月一病而亡。
李哲的归来让武承嗣抑郁而终，却让另一个人大喜过望。
他就是在东宫中度日如年的皇嗣李旦。
随着那个喜欢当皇帝的三哥的归来，这个视权位如桎梏的弟弟顿时有了一种云开雾散的解脱之感——他终于可以重新回到他那闲云野鹤的生活中去了。
心情异常激动的李旦随即频频上表，请求将皇嗣之位还给他的三哥李哲。
圣历元年九月十五日，亦即李哲回到洛阳的半年之后，武皇终于颁下了一道诏书，册立庐陵王李哲为皇太子，同时恢复了他以前的名字——显。
跪地接旨的那一刻，李显激动得泪流满面。
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并不是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而是在得到了以后再度失去。
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也不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而是在失去了以后重新得到。
得而复失与失而复得，这两种生命中的极端境遇竟然让李显挨个尝了一遍，可见他是多么可怜，又是多么幸运。在这仿佛蹦极一样的命运起落中，李显所体验到的人生况味一定比别人无奈得多，当然也比别人丰富得多。
在登基称帝的第七个年头，女皇武曌结束了酷吏政治；在第八个年头，她解决了令她牵肠挂肚的立储问题。做完这一切，七十四岁的武曌终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如释重负的一刹那，女皇武曌明显感觉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苍老。
那是一种年龄的苍老。
也是一种灵魂的苍老。
尽管到目前为止，她仍然是大周帝国至高无上的天子，尽管她手里仍然握有威福刑赏之柄与生杀予夺之权，可武曌还是不由自主地发现——自己的心态正在发生某种微妙而重大的变化。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自己逐渐厌倦了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自己越来越看重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诸如与宰相狄仁杰之间的君臣之情，还有与李显、李旦、太平、诸武之间的亲人之情，甚至包括与张易之、张昌宗兄弟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之情，都在她的内心占据了越来越大的比重。
也许正是由于这样的改变，所以武曌现在最不想看见的事情，就是亲人之间为了争夺权力而自相残杀。
如何确保在自己百年之后，儿女和侄子们之间能够相安无事呢？
武曌为此绞尽了脑汁。
最后她想到了两个办法：一、立誓；二、联姻。
圣历二年（公元699年）四月，武曌命李显、李旦、太平公主与诸武共同写下盟誓，保证今后绝不互相侵犯，然后在明堂祭告天地，最后又将誓文镌刻在铁券上，交付史馆永远收藏。随后，武曌又亲自作主，把李显的几个女儿分别嫁给了诸武：安乐郡主嫁给武三思之子武崇训，永泰郡主嫁给武承嗣之子武延基，新都郡主嫁给武承业之子武延晖。
武曌希望通过这两个办法，消弭武李之间的政治宿怨和利益分歧，帮他们树立起更为牢固的关系。
然而，尽管处心积虑地做了这么多事，武曌还是不能保证武李之间今后不生龃龉。
其实说到底，她做这些事情也只是图个心安而已。
因为武曌深知，对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人来讲，权力的诱惑从来都要大于誓言的约束，同时也要大于亲情的牵绊。为了权力，誓言可以轻易撕毁，亲情也可以随时斩断。不要说别人，武曌自己不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吗？
如果说权力是一把寒光闪闪的宝剑，武曌想，那么人的感情就一定是铁匠铺里那红彤彤的铁水。只有让铁水冷却、凝固，再反复淬炼、锻打，最后才可能获得一把斩金断玉，削铁如泥的宝剑。这是必然的道理。你不可能既想得到宝剑，又不想让铁水凝固，就像你不可能既想得到冷酷的权力，又不想失去温柔的感情一样。而一旦你的感情恢复了柔软，那就像铁水重新开始了沸腾，最终的结果就是销熔掉你手中的宝剑……
所以，武曌其实并不相信她的儿女和侄子们会因为立誓和联姻而放弃各自的权力野心。即使不相信，武曌还是不由自主地这么做了。
也许自己真的是老了。
武曌想，只有老人才有如此矛盾的心境和行为吧？
反正，作为一个年过古稀的人，武曌所能做的也只有这么多了，至于未来究竟怎样，那是儿孙们自己的事情。对于武曌来说，最重要的是现在。
武曌蛮喜欢目前这种轻松逍遥的生活状态。外朝的政务有狄仁杰、魏元忠这些能臣在帮她打理，宫里有张易之、张昌宗这对玲珑剔透，善解人意的宝贝随侍在侧，膝下还有一大群孝子贤孙日夜环绕……
人生至此，夫复何求？
武曌现在只希望这种日子长一点，长一点，再长一点……
和女皇武曌的心愿一样，张易之、张昌宗兄弟眼下最渴望的，也是武皇能够长命百岁。
因为武曌是他们的庇荫大树，是他们的富贵源泉，是他们飞黄腾达的唯一靠山。没有了武皇，他们真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二张在万岁通天二年（公元697年）入宫，他们是高宗时代的宰相张行本的族孙，不仅人长得明眸皓齿，玉树临风，而且由于出身名门，从小就得到了比较好的教育，所以气质优雅，颇具艺术才能，尤其擅长音乐。
最初看上二张的人是武曌的女儿太平公主。就像当初的千金公主在享用了冯小宝之后慨然将其转赠给武曌一样，太平也是个孝顺女儿，自己试过之后觉得好，便十分慷慨地献给了母亲。刚开始是张昌宗先入的宫，得宠之后又把异母哥哥张易之也推荐给了武皇，从此兄弟俩便天天穿着光鲜亮丽的衣服，脸上涂着香喷喷的脂粉，成双结对地陪伴在武皇身边。
每天被这两个花样美男伺候得舒舒服服，武曌感觉自己枯皱的肌肤似乎又重新舒展开来，而布满了岁月之痕的脸庞也再度焕发出了神奇的光泽。
女皇一爽，乌纱自然就不在话下。张昌宗很快就被封为散骑常侍，张易之也官至司卫少卿。而且武皇还爱屋及乌，把二张的两个母亲都封为太夫人，前后赏赐的钱物不可胜计。更有甚者，武曌还专门为张易之的母亲臧氏指定了一个情人。她特地颁下一道敕书，命长相俊美的凤阁侍郎李迥秀去给这个臧太夫人当“私夫”，说白了就是当一个“合法奸夫”。可怜李迥秀不仅白天要在朝堂上奉旨办公，晚上还要到臧太夫人府上“奉旨通奸”，个中凄苦实不足为外人道也。后来可能是李迥秀的妻子摔破了醋坛子，搞得李迥秀两头不是人，只好忍痛把妻子休了。当然，李迥秀表面的休妻理由是冠冕堂皇的，说妻子经常喝斥奴婢，惹得他老母不高兴，为了孝顺老母才不得不休妻云云。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李迥秀纯粹是因为奉旨通奸才导致家庭破裂的。当然，李迥秀虽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几年后便青云直上，官至宰相。
二张如此得宠，诸武自然就趋之若鹜了。武承嗣、武三思、武懿宗等人，争相为二张牵马执辔，就像当初捧薛怀义的臭脚一样。为了和二张拉近关系，诸武还十分亲昵地称张易之为五郎，称张昌宗为六郎。
圣历二年（公元699年）正月，武曌为了得到更多的男宠，就专门设立了一个机构，名为控鹤监，后来又改名奉宸府。可不管是控鹤监还是奉宸府，其性质就是武曌的“男宠俱乐部”。她命二张主持工作，专门招收一些婀娜多姿的美少年和一帮轻薄文人进去当“供奉”。
那些日子，武曌几乎天天带着诸武和一帮佞臣在此饮酒作乐。席间武三思常常不失时机地拍二张马屁，有一次居然说张昌宗是神仙王子晋转世。王子晋原为周朝太子，清静寡欲，仁厚爱民，然而不幸早夭，百姓出于敬意，就传说他是坐着仙鹤升天而去，羽化成仙了。
武曌一听大为高兴，就让张昌宗穿上羽毛编织的衣裳，坐在木制的仙鹤上，然后一边吹笙，一边做着飞翔的动作。那一刻的张昌宗真的是恍若天人，武曌不禁深深地迷醉，陪坐的一干御用文人也纷纷作诗赞美。有人盛赞张昌宗貌似莲花，众人纷纷附和，唯独宰相杨再思一脸正色地说：“不对！怎么能说六郎像莲花呢？应该是莲花像六郎才对啊！”
